近百年来，在《老子》研究中，围绕着这部书的思想内容、学术倾向、唯心唯物乃至表达的阶级立场等问题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。我们认为，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等书，代表春秋中后期的士人阶层的觉醒，是他们面对着当时社会的急遽变化，积极认真地作出的思考和回应。《老子》一书，从天道的运行出发，希望“究天人之际”，来回答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
范文澜这样评价老子和他的《道德经》：

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。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，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、政治的、人事的成与败、存与亡、祸与福、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，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。他把这种矛盾性称为道与德。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修订本第一编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，第269页）

老子所创立的学派之所以被称为道家，是因为老子在其书中提出了有关“道”的独特的理论，简称为“道论”。《老子》书中的“道”，不是寻常意义所说的“道”（道的本义指道路，屈原《离骚》中“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”即是用其本义，其后道又被引申为规律性、主张等），而明确地将“道”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，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。这个“道”，是“先天地生”，“为天地母”（二十五章）；“渊兮，似万物之宗……吾不知其谁之子，象帝之先”（四章）；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（四十二章）；“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一者，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、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”（十四章）。老子并不讳言他对自己无法准确而明晰地将“道”用语言加以表述而感到的遗憾，甚至于连起个名字都感到勉强：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（二十五章）除了“道”和“大”，在《老子》一书中，“道”还有多种名字，如“大象”、“朴”、“无名”、“小”、“一”等。至于道的形象，尽管他在多处作了描述，但也是依然模糊，不够清晰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（二十一章）“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名有，衣养万物而不为主。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，以其不为大也，故能成大。”（三十四章）“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既。”（三十五章）惟其如此，正可反映出这位伟大先驱者不懈的探索与执着的追求。

而“德”则是天地万物所蕴含的特性，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，德所寓的事物则为“得”。“德”必须服从于“道”，所谓“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”（二十一章），说的便是这个道理。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器成之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道生之畜之，长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养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”（五十一章）这段文字清楚地阐述了道与德的密不可分性。“道”是形而上的，而“德”是形而下的。“道”为“德”之体，“德”为“道”之用。

《老子》一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老子看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，如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（二章）同时他还看到事物的相互转化，如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”（五十八章），从而提出“反者道之动”（四十章），“柔弱胜刚强”（三十六章），等等。正是基于这种思想，他提出了贵柔、守雌、不争等主张。

《老子》一书中，强烈反对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不义之战，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，希望民众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，因而他设计了一个“小国寡民”的社会蓝图，希望民众能够过着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（八十章）的生活，虽被人讥为拉历史倒车，不现实，但他的良苦用心，是可以体会的。

（四）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

由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先秦诸子，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，各自在进行认真的思考，在总结历史的、现实的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力图寻找出一条适合社会发展的治国之道。由于他们思考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，所提出的理论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。此后两千多年间，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，诸子中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儒、道两家。